有没有言辞犀利的书推荐(4)

“天下之人骄情脆弱，如妇人孺子，不出闺门。论战斗之事，则缩颈而股僳；闻盗贼之名，则掩耳不愿听，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，以为生事扰民，渐不可长。”

这种病态的状况也是“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”，它的后果是相当危险的。作者用通俗形象的画面，结合人们日常生活的体验，把深奥复杂的国家政事，变成人人可以理解的日常话题，来唤起民众的责任感和爱国热情。

像这样生动形象说理的例子在宋代政论散文中是相当普遍的，不一而足。同时，宋朝的政论家有许多是文学家和诗人，他们的修养和特长总是有意无意地在政论文中有所显现，使其形式表达富有新鲜色彩。

为了避免说理的枯燥，他们常利用声音变化和句子安排上的错动，使声调抑扬顿挫，句式波澜起伏，读超来琅琅上口，流畅而富有乐感和形象性，这样，文章就显得生动活拨。

故此，优秀的政论文在引里历史材料时，一般都不作简单的三段论式的排列，而是精心地安排在文章最恰当处。特别是不容易排列的数字，陌生呆板的姓名，过于简单的事件，都缺乏形象性，易导致枯燥的堆砌，使人望而生畏。

苏轼的《六国论》在这方面就处理得比较好，在第一段中，从“春秋之末，至于战国”，至于秦汉，作者一连列举了越王勾践，魏无忌，齐田文等十余人及他们“养士”的具体数字，但因为作者运用了简炼概括的语言，使用骈散句，调整了长短句安排，使文字具有跳跃性和节奏感，不会给人以累赘、重复的感觉。

这种作法收到一举两得的效果，既充实了论据，又增强了气势。骈散句式的应用，在宋代政论散文中也较常见。一般情况是以散行为主，兼收骈文的一些长处。

散句大多写得自然随便，或多或少，引证材料说古论今，不受拘束。而骈句语言简炼，寓意深广，且多是排比句，整齐匀称，连续运用可增加文章的力量，一气呵成。

二者结合起来既转折灵活，机智多变，又如行云流水，无所阻遏。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就有独到的神韵之笔，这篇文章入选初中语文教科书，此不做赘述。

宋代政论散文几乎没有一篇不具有感彩的。文章要说服人，要打动人，就必须触动人的心弦，引起共鸣，产生共同的思想、共同的感情，乃至说出共同的语言，这是只靠单纯的逻辑推理很难办到的。

政论文的要求之一就是要明确表白自己的观点，或褒或贬，或赞同或反对，决不允许处子调和的模糊状态，因而作者的思想感情，或爱或恨，或同情或鄙视，无不毕现于读者面前。

况且文章的作者大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，与国家利益一致，都处于风雨同济的破船上，既明确地看到破船上漏洞百出，势在必沉，又痛惜焦急地费尽心机，力图挽救，这种哀怨悲凉的情绪不能不在体现作者思想感情的文章中流露出来。

它们大体可分两类:一是作者头脑冷静，息心沉思，力图出谋划策，这种文章条分缕析，感情较隐伏，一般看到的多是理智的折光，故有人据此得出政论文不需要感情的片面结论；二是为抒心中嫉恶如仇的正义感，或因强烈的责任感、屈辱感驱使而发的。这类文章热情洋溢，似奔腾大河，感情一泻无余，十分感人。

如欧阳修“发于极债而切责之，非以朋友待之”的《与高司谏书》，陈亮的“臣不胜愤悱，是以忘其贱而献其愚”的《上孝宗皇帝第一书》；胡铨“义不与秦桧等共戴天日”，“不然巨宁赴东海而死，宁能处小朝庭而求活耶”的《戊午上高宗封事》。

它们不是抽象的说教或空泛的豪言，而是火一般政治热情的自觉喷发。陈亮在《第一书》中曾悲愤地发问：

“今举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，此岂人道所安乎?……南师之不出，于今几年矣，岂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。”

并警告统治者：

“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，民之无帝，惟惠之怀……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，必将有承之者矣。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，祖宗积累之深，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。”

他的《第三书》中也指出“二圣北狩之痛，盖国家之大耻而国家之公喷也。”真可谓痛心之言，句句滴血，悲愤之语，催人泪下，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披肝沥胆的爱国之士忧愤至极的形象。

与陈亮相比，胡铨的《戊午上高宗封事》具有更为强烈的爱憎情感。文章开篇就骂贼王伦：

“本一押邪小人，市井无赖，顷缘宰相无识，遂举以使虏。专务欺诈，斯周天听，骤得美官，天下之人切齿痛骂。”

文章来源：《中国国土资源经济》 网址: http://www.zggtzyjj.cn/zonghexinwen/2022/1207/665.html